芭蕉叶下声声慢，问何人，慢捻清商……
想她？
Yuki.Yep 发表于 2008-08-21 14:24:12
赛场上，稳健、利落，进退有度。其他场合，则很迷糊。
所以相对的，我就不喜欢郭晶晶，尽管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自由，可活动、代言、绯闻，等等，无处不在，同样的还有刘翔。
走在地铁里，忽然想起一个词：竹内藏玫。
拿来形容女性很好，我喜欢有风骨的女子。
于是想起那谁，很久没见了，想她？是的。
但愿今年，在北京，还有一场她的盛宴。
春春，我有好多欢乐想与你分享。
清明过后
Yuki.Yep 发表于 2008-07-16 16:00:20
清明过后，还是在水底，但闹腾了起来。
似乎赴了很多约会，可为什么像得了失忆症，一点都想不起来？
生活很忙，忙得连十字绣都绣不下去，但越长大，越孤单。
对了，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很好听，我反复的听了很多遍。
心情不算好，所以一直没更。
但也不算坏，所以更了。
要回家了，有开心的迹象。
又回归影院了，真好。
我想说什么，不知道哎，
七夕都快到了，我还在祭奠清明……
关于家乡地震（四）
Yuki.Yep 发表于 2008-05-30 11:42:28
再见四川
在地震发生后的48个小时，我从北京飞到了四川成都。
在此之前，事实上，我已经用我的方式进行了一笔捐款，然后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宣布，以我名义向相关部门的捐款为零。我要直接去灾区尽一点力气。
这里的情况非常惨重，我也没有什么时间上网看大家的百态。
我不太方便把话写的太详细，因为我担心会对前期的踊跃捐款有负面的影响。我不愿意向“相关部门”捐款的原因，一方面是账目的不透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红十字会所收的百分之十的管理费，很早很早前我研究过这个，当时知道是百分之五的管理费，但是到了成都以后我一个朋友告诉我是百分之十五，我很吃惊，但一时没办法求证，暂且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暂时认为是百分之十。所以，在成都和几个朋友自己运输物资的时候，我一直在说，如果有三十亿的捐款，那就有三亿多的管理费。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这个管理费都偏高，另外一方面它已经隶属政府部门，拿政府工资，按理不应该收取这么高的管理费。
幸运的是，在一定的压力下，红十字宣布这次不收取任何管理费。这是好事情，而且我相信这次善款的使用一定比以前更加透明。我在运完物资回成都后，其实一直在打红十字的主意。虽然我们去过红十字的现场，那里每个人也的确非常辛苦，但我想毕竟灾情和捐款都是巨大的，我小人之心不可无。我在门口观察了几次次他们物资的运输和一些流程，甚至在打一些违法监督的主意。现在既然媒体和舆论都已经介入到了监督中，而且他们也已经表态，接受审计和零管理费，我想，这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大家都是好心，我相信红十字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我希望他们在这次赈灾中自己也有巨大的进步。
在四川的这几天里，我深觉自己能力有限。每天运几车的物资也是杯水车薪，而且急需的物资越来越难以买到。因为这次的受灾面积太大了，而且救援和运送物资的难度太大了。有种无从下手的绝望。最近的聚源镇中学，死亡近千人，就是学校质量的问题，因为附近几乎没什么建筑物是倒的，哪怕是以前被评定为危房的楼都讽刺性的没倒。我相信，这些都会被秋后算账。
第三天，口碑一直很好的成都的置信房地产公司愿意出资1000万为灾区建三所地震震不倒的学校。李承鹏，黄健翔和我再各出20万的钱款和物资，担任三个学校的名誉校长。能促成这件事，我们三人都觉得很欣慰。
另外，要感谢华硕电脑公司和个人李伟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愿意为这个学校捐献100台华硕的EPC便携电脑。
也要感谢郭妮，她很好心，知道这件事情后说她很难过，她的很多读者都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她也要捐款五十万来建一个学校。我觉得她是个很好心的人，但是她每年的收入都是一本书一本书写出来的，她可能是全国写的辛勤的作家，我让她少捐一点。大家记住郭妮这个女作家，她本来是要捐款50万的，应该是中国作家中的最高。据我所知，这也几乎是她身边的绝大部分积蓄。但我一定会劝她少捐一些。有不满的人就骂我得了。
另外一件让人很欣慰的事情是，我的唱片公司环球天韵也帮了很多忙，很多上海的物资都是她们帮助收发的，而且她们也捐了很多的物资。谢谢我的很多读者或者非读者的好心人，我还没来得及详细的统计，但你们一共为灾区捐献了将近一百五十箱，三四吨的物资，大约有几十箱的药物，上千个手电，近500个帐篷，很多睡袋和五万多个口罩，还有好几千件其他的生活用品。
等过几天，捐款者的物资和名单出来以后，我会在博客上公布。这是你们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谢谢你们的好心，你们至少让好几千人不用风吹雨打，让几千救援人员和灾民有光明和药物，让几万人有口罩。而这只是来自上海的一点力量。
寄往另外一个库房的全国读者的物资我还没来得及统计。
昨天有朋友说，有文章说我的行为是违法的，属于私募物资，我想，我为了避免麻烦，我本人也能力有限，谢绝了所有让我转交的捐款。没想到号召大家捐点物资，也给红十字省点运费也有人要追究法律的责任，在此我愿意接受公安部门的调查。另外，有好心人能给他捐一个口罩和一卷胶带么？
还要感谢上海大众333车队，我本来17号有一个给经销商做的开车表演的活动，但是我16号在山里，可能回不来，所以车队和青岛的观众很理解我的缺席。车队也打算为灾区捐献一个学校。
另外要感谢陈程女士，提供了很多的物资。
也要感谢何东先生，提供了很多的物资。
前两天，梁朝辉也带着时尚集团的物资过来。他们打算在这里捐款百万。
也有朋友过来看一下各个县城，打算在这里建一个孤儿院。
谢谢我的贴吧里和一些网站里读者所捐献的物资。
谢谢在这里帮忙的廖拟和李磊。
很多朋友发短信问我，这里缺什么，他们马上能运过来。在此很感谢。
16日，政府开始号召志愿者不要私自开车往灾区。这下很多闲逼高兴坏了，很多好心的志愿者被冷嘲热讽。我想，他们没有在前线，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北川和汶川的关系。映秀等重灾区的确道路只有一条，要为救援让出力量，志愿者都很自觉把物资放在捐赠站，而成都通往什邡，江邮，都江堰，绵竹，绵阳等地的道路情况都非常好，高速六车道，国道六车道，四川是个富有的省份，交通建设很发达，虽然路上能看见的都是志愿者运送物资的车辆，但事实上，道路还非常空旷，和半夜的上海外环线差不多。灾情非常严重，政府和红十字的力量在一开始根本照顾不周，在一开始，很多的物资都是由成都的志愿者送去。而且他们可以知道灾区最需要什么，第二天再送过去。
闲人们哪会知道，16号的灾区很缺卫生巾。当然，很多成都人都在17号送去了卫生巾。我没好意思买，我实在不好意思跑到妇女中去，问你们要卫生巾吗。
在此，我特为志愿者平反。成都市的民间救援力量，在政府部队主职救人，红十字忙不过来的时候，承担了很多灾民的需要。矿泉水甚至在很多地方都囤积了。这些都是民间功劳。因为药物比较轻，可以一次背更多，而且可以救人，所以我们几人在徒步去送药的时候，喝完了所有的水，到达目的地，甚至有灾民问，你们要水吗？
四川的确是天府之国，而四川人似乎天生也非常乐观。在过程中，甚至很多灾民叙述甚至还带有幽默，我想，这会帮助他们更快从灾难中走出。
而地震的威力的确巨大，有灾民对我说，你爬到我的屋顶上，看眼前的山。本来站在这里是看不到这座山的。有两个老太婆在山上对话，地震一过，两人就隔开一百米了。
部队和救援者也要比我想象的条件艰苦，甚至海军陆战队的装备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充裕。他们的确把这里当作战场，很多医院接受的都是军人和救援者，因为工作强度太大，他们甚至都开始抽搐，而军车和警车的喊话也会在最后加一句谢谢，这是我在北京听了至少一万次的特权车喊话中所没有听到的。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CCTV会说的。地震中的确大家都很尽力。相比之下，我们几人是非常轻松的，至少大部分时间中，晚上还可以在酒店里睡觉。而真正前线的人工作强度和态度已经仿佛有宗教信仰。我是一个经历过长途拉力赛和很长时间体力死扛的人，我也是长跑运动员和职业车手，而我这几天吃喝睡觉基本能保证，光是接受物资，已经觉得非常累，所以很多在第一线的志愿者和工作者，大家都可以想象。
我的朋友老罗也非常的辛苦。我和牛博网的老罗他们一起来的成都，第一天到四川，我上海的朋友说有一个作家被困，希望我去救援，有具体的位置，所以我们就从此分开行动了。我虽然不认识他，我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有具体坐标的需要救助的人。赶到那里前那人已经被救出。但老罗一行等人一直在购买各种物资直接设立发送点，那些地方都在深山里，政府部门的物资救助力量还没有具体到达到那里，那里很多人甚至一家人一天只有一瓶矿泉水。老罗等人把捐款都转化为直接需要的物资，通过当地的村长发送。但是前天他们的帐号被公安部门封了，他们中有些人也直接被带走审问了。虽然很多人借机诈骗，但按照我的认识，他们完全把所有钱都花在灾民身上了，机票都是自费的，而且不收管理费。我完全信任他们，所以也作为了发起人之一。希望他们的事情早点解决。我也看到很多人对他们冷言冷语，我想，这些都是对好人的打击，欲加之罪可以加在敌人身上，不要加在好人身上，如果敌人是好人，也不要加这些。我们的社会氛围总是乐于摧毁和改造好人。希望他们早点解决这个麻烦。因为里面也有人因为信任我而捐款。包括那些说他们——或者我本人，会拿回扣或者私拿物资的笨蛋，我的确会私拿物资里的卫生巾塞他们嘴里，还是用过的。你们有这么多的闲置力量，怎么就不出力呢？
另外，我还想继续说一个事情，我依然坚持我的向有关部门捐款为0，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也依然非常反对逼捐和搞捐款的排名，很多人在背后冷言冷语，有些个人和公司出于善心，追加了捐款，那些人就自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并把这些钱下意识记在自己的账上。他们都是道德的小人，自己制定道德的准绳。在大家都忙着做善事没空的时候，他们闲着，指指点点，我朋友说，他发现这些人都喜欢重复发言，反复变换马甲，在各个地方说一样的风凉话，足以见得他们是闲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他们体力和脑力都非常充沛活跃，网监部门应该把他们登记在案，以后有灾难的时候派他们上场。
前一阵子盛传的肯德基没捐款，麦当劳没捐款，我当时就和朋友说，首先，他们如果没捐款，也不应该受到指责，这是他们的权利，其次，肯德基可能是以百胜的名义捐的。因为这些我么熟知的国际快餐都属于百胜集团。事实证明，的确是以百胜集团的名义捐款了一千多万,而麦当劳也是。但是，一些丐帮人员居然在某一个城市，去肯德基麦当劳门前闹事，这才是添乱和丢脸。
一旦捐款变味，会让做善事者心里很不舒服。比如这次地震，第一批捐款的人应该是最积极的，但到最后，他们都会因为数额少而被人骂。很多人也会借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传播谣言，这些都是对好心人的打击。
等下次有大灾难的时候，当大家惊奇的发现，所有明星的捐款和所有企业的捐款都是一个统一的数字的时候，逼捐者就知道自己当年的傻逼了。
做善事者，内心一定要得到宽慰，如果做了善事还要备受一些什么都没做的人的指责，好人会越来越少，做事会越来越谨慎。
在成都已经将近一周了。我想说，我几乎把成四川当作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家乡。四川人都很乐观可爱，也都很热心。四川姑娘也很漂亮，但这次实在没空深入的了解。虽然是大灾难，但他们的乐观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他们能更快的振作。
到时候学校或者我朋友们捐的学校建成后，希望有读者可以志愿担任教师。这个地方其实不像大家想象那样，所以不要叫“希望小学”，在地震前，这里是很闲适的。
希望聚源镇中学的废墟不要拆除，直接改为地震纪念馆，这是离成都最近的悲惨地方，高速公路下来直接就到了。这里裸露的偷工减料的钢筋和水泥和违章加盖一层以及建筑中的我们不知道的层层回扣是我们这个国家很多事情的缩影。这就是结果。
这里已经渐渐安全了，我相信后期会像这里的人一样乐观。很多问题会被算账，很多问题也会慢慢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总是比国家其他悲惨的地方会被重视很多。而且，这始终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事实上，情况要比CCTV说的悲戚很多，CCTV的现场记者想必自己也清楚，也没有那么多的温馨和感人，更多的是凄惨。我想，我们再不能用胜利来形容大规模死亡的灾难了。胜利是用于战役的，伟大的胜利是用于战争的。这些自然灾害，除非一个人没死，要不然就不能叫胜利。
今天，我居然在XXX地区和XX地区看见了XXX，XX和XX，旁边也有记者，还好我戴着口罩。我想，时候差不多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们要到这里来演出和慰问了，我也该走了。
回到上海后，本人不接受媒体关于此行的采访，也不写任何相关文章和作品。谢谢大家。
另附资讯一条，现在需要大量的志愿者了，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以联系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谢谢。
关于家乡地震（三）
Yuki.Yep 发表于 2008-05-30 11:39:20
救助需要一点人性，重建不要搞成钻石拍卖会
地震一来，把一切东西都震出来了。不仅岩石，一切的。
我知道有一个记者在救护车上急切地问血肉模糊的伤员：“你疼不疼，哪儿疼，有多疼”，这样的新闻培训体制就可以培养出这样子的记者，和平时期可以问刘翔“夺冠后你是不是很高兴”，灾难时可以问伤员“哪儿疼有多疼”。
我还知道一个以知性和人性著称的明星主持人，抹着口红戴着漂亮耳钉穿着时装发着靓妆跑到很安全的成都一广场，搔首弄姿高呼了“不要怕，明天会更好”，抱着俩孤儿录了一会儿可以昭告天下的相，就一骑绝尘了。
那天我真有冲动把她绑架到红白镇灾区泥石流脚下去站三分钟，让她后悔跑这儿来做秀。
那天被迫去了一档节目，之所以说被迫是因为虽然这次我婉拒了很多电视台，但编导说让我介绍一下刘汉希望小学的情况以推动灾后重建，托不开情面就去了。但主持人一开场就声情并茂地问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孩子：“失去妈妈你难过吗，难过吗，以后就只有你和爸爸在一起了，你回忆一下地震当时是怎么回事”……我观察了孩子的表情，一点不比再遇到地震更轻松。
我要是早点知道这个从名字上看很“胡谈”的节目，其实内容上也很“胡谈”，就肯定不来了，我说请不要把你们自以为是的安慰强加孩子身上，这很不公平，他们现在更需要回避当时的灾难，好么。我知道在播出时这段话肯定要被删掉，无所谓，因为那种情况下总共我也没说几句话，中途就主动离开了现场。
真正的灾难永远和你想像中不一样。身不在灾区也关心灾区，这是国家的进步，但请不要居高临下，不要做秀也不要假煽情，不要以为你必须流几滴眼泪就实现了人格升华，其实那时你没有人格升华，却人品蒸发。
大家都在问央视那台赈灾晚会上，女明星们为什么要化那样的靓妆，我理解，她们好容易不靠绯闻而是靠慈善秀逮住上央视的机会了，但直播审查一向严得不行的央视为什么不控制一下化妆间？这算不算播出失误。除了倪萍，因为她是真正的母亲。
“灾难”不是院线里的“灾难片”，灾难是一桩很现实的事，就是忽然蚂蚁一样死了很多人，忽然草一样倒了很多房子，农民十几年才挣了这点家产，一下子就没了，农民在换算着这相当损失了几十头猪几亩产油菜几千斤木耳的产量时，却被精英旁观者当成表达道德的道具。这就比地震还可怕。
前天去了红白镇，受健翔、黄燕和他们的公司之托运了十二箱新生儿老人急需的奶粉，我和老陈买了二十袋大米，这是重灾区真正要的东西，很多天以来的情况是，沿高速路、大件路两旁的县镇物资充足，但越往山里走就越匮乏，因为有关部门顾不上，大部份志愿者能力有限，道德家没这个胆儿，他们的越野车是拿来泡妞观光用的。
我曾经写出刘汉希望小学的真相，如果有人还要了解更多的，我会说灾民们有比悲伤还要悲伤的东西。
我们站在山丫子处送米时，穿着花花绿绿城里救助衣服的农民兄弟们风一般跑过来了，几乎是在抢，但他们脸上没有太多让电视记者喜欢的悲伤，他们笑着说“二娃，快快，再拿几袋”，他们白天没事就坐在倒塌的房边摆龙门阵，开玩笑说地震那天哪个连裤子都没穿就跑出来了，他们也会抽着叶子烟对对干涸的河道发呆，当我告诉这是北京朋友送的时候，他们也会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谢谢白京的”，这是真实的灾情。他们没有错，在真正巨大的灾难中，普通人民必须用麻木来战胜伤痛，用川人的幽默来恢复，这几乎是他们最后可以依赖的武器了。
对不起，这让致力于讴歌英雄谱的主流电视媒体失望了，让准备拍主流电影或电视剧然后狂揽金鹰百花金鸡大奖的导演编剧们失望了。
但他们真的很饿，很缺大米、菜油、帐蓬。如果你敢往深山里走80公里，很容易发现。
地震让我们更团结，更有凝聚力，中央政府更有号召力，中国人是好样的。但这几天有的主流电视媒体有点“英雄谱”了，从英雄到英雄，从胜利走向胜利，仿佛这场死了那么多万人的不幸到他们手上却成了幸运，恨不得跳丰收舞，我觉得这不符合人类逻辑，把不幸整成幸福，原来一直是我们的才能。
我认为温家宝先生很好，他很实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比很多年轻人爬的山还高还多，胡总书记也很好，当地老百姓告诉我很多他亲自到重灾的莹华布置最务实工作的故事，他们是很好的共和国公民，伟大而人性，谢谢。
但中国的有些事情就像四川的泔水油火锅，上面一层很清亮，下面一层也很实在，最混浊的就是中间。中央很累很智慧，群众很苦很受罪，但中间某些人士呢，我不能说得太多，情况你们都知道。我相信，再过几个月就是秋天了。
我看到过一幢矗立在一大片倒塌了的房子中的建筑，是公安局，这不奇怪，因为它是去年新修的，但是请去年修的教学楼也不要倒，好么？
我还知道刘汉希望小学其实只是按国家建筑标准来修建的，这所学校其实没有超标，更没有使用钛合金，但它没有倒，这意味着什么，有点智商的人都明白。
我还听说几个山东的农民兄弟在灾后第一天开着农用三轮车跑到灾区，帮忙搭了很多帐蓬运了好多伤员，但一路上受尽道路关卡的冷嘲热讽，农民就不能来救灾吗，机动三轮车就不代表善心吗，他们出发时只带了一千块钱，现在钱快没了，回家的路比来时更艰难，请道路关卡不要收取费用，好么。
前天去红白镇碰到一个可能姓“金”的哥们给我们带路，他新买的陆虎只开了六千公里还没过磨合期，地震当天就跑到深山里去救援了，拉了很多伤员，我叫他“地委书记”，因为这哥们对大山里每一条小路都熟悉得和指纹一样，比地委书记还熟，他在山里已呆了十四天了，还不想回成都。他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名记者采访，但他告诉我一个心酸的事：那天我开着车要求当志愿者，他们上下打量了一下，第一句话就是：喂，汽油费你自己出哈。金哥们说，我连新车都舍出来了，还舍不得那点汽油吗。我在想，救灾的那些免费汽油呢。
当然我不想号召所有开着陆虎奔驰的人都把新车在山里折腾，这不现实，真正想说的是：我害怕赈灾是某些少数人士一时的热情，或灾区观光秀，不是吗，现在真有人开车来到已很安全的灾区，站在废墟前狂拍一通表示自己也曾英勇过，这叫“灾区一日游”。那天一家报社迫切地想向我要一些第一天站在北川废墟前英勇无畏的照片，清晰点的，最好旁边还有死者，我说我只有老段的太太用手机拍的一些镜头你们要不要，他们就有点失望。
我很想请他们去找那家无耻的旅游新报，他们有全套穿比基尼站在废墟前的美女照。凡在第一天去救援的时候还想着带高清数码相机的人，一定很可疑，是那个常常以歌颂伟大胜利为己任关键时刻却躲在宾馆里假装连线灾区的国家级电视台记者的干活，好有创意，才第一天，就“救援工作接近尾声”了，真是人定胜天哪。我知道那家国家大台的一些领导常常讥讽小报记者，可大台记者这次却一点常识都没有，非常黑色幽默。
中央和人民都很英勇，但救灾是长期的，不要把救灾当成暂时的热情，所以长期机制甚至比救灾本身更重要，我们经历过非典，那时人们痛心疾首不吃果子狸不随地吐痰，非典过去后不到一个月全出门“报复性消费”去了，野味馆开得更多，奥运前电视台最重要一项宣传工作居然是要不要重罚随地大小便和吐痰。
很容易产生热情，很容易遗忘，就像扔了一张卸妆的手纸。仿佛我们是需要地震而不是憎恨地震。这实在太反逻辑了。
在灾区，其实我每天都很郁闷，说不清是悲凉是愤懑还是恐惧，那是一种复杂的无助感，以前从未经历过。绝大部份人是好的，但我吃惊地发现前去救灾的某些人在灾区有一种满足感，很兴奋，据说这是因为“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其实他的这种感觉可以从舞台上获得，可以从吃象拔蚌获得，从人气排行榜上获得，但与救灾无关，站在灾区外围的他们只是找了一个完全可以控制危险而且很时髦的舞台而已。
花几天时间送点大米衣服矿泉水很容易，比送东西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长期的赈灾机制——和地震不一样的是，地震越往后会越轻微，灾民的痛苦可能越往后越重，你要是真去过现场就会知道：地震当时的他们被灾难惊呆了，脑子一片空白，甚至没有太多表情，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其乐融融的表情并不具备太多普遍性，其实灾民们表情很麻木，这才符合人性逻辑；但以后的日子，他们会慢慢反应过来，会发现很疼，就像纱布从血痂上撕开一样，或者就像四川人常说的“摔倒了不痛，爬起来痛”。灾后重建的难度比挖人更大，都江堰、北川没五年时间根本无法实现重建。
人性，人性的关怀，而不是搞行为艺术。再过三个月，那才是灾民们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真该记者发问“疼不疼，哪儿疼，有多疼”的时候。我怕，明星们善人们道德家们及主流记者们，却风紧，扯乎了。肯定很多人风紧扯乎了，因为那时曝光率太低。
我去北川，去什邡，去莹华，去红白镇，一路上可以发现河里都在挖建筑用的沙子，堆成莫名其妙的山在河边，有小型中型水坝，河床有一百多米宽，但河水只有十米宽，有的甚至出现断流，我拍了DV，这些问题不是送点帐蓬送点大米就可以解决的，主流电视台应该多派记者去这些地方，而不是写英雄谱，还是那句话，夏天来了，秋天还会远吗。
很高兴有健翔韩寒这样的同道一起致力于灾后长期的求济体制推动，他们给我很多鼓励，但我们太不主流了，太渺小了，无助得不值一提，所以很高兴听到国家正在研究救灾的长期政策，这时候就靠国家了，地震只有三个月，但救灾需要十年，二十年，与很多国家比，中国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救灾机制了，一出现灾情就只能靠红十字，我不敢从人们说透明度去怀疑，我只是说红十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的，比如说我们总不至于把重建学校的水泥十几卡车拉到红十字办公楼吧，还有钢筋、PS管道、石灰，呛人不说，我一向很关心领导身体，真的很怕会把红十字的领导累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
建立长期机制，主流一下，相信国家和政府,给一点时间吧。
再说一遍，救灾是需要技术含量的，更需要冷静的概念，而不是一窝蜂冲上去搞行为艺术。那天，我亲眼见电视台请来一位唐山大地震幸存者讲话，唐山大哥歌颂了他的一位朋友当年的故事：他正要去救埋在地下的妻子和女儿时，旁边有邻居请他帮忙挖掘邻居的妻女，他没管自己的妻女而是去救别人的妻女，帮别人把妻女挖出来，后来他又要去救自己的妻女，又有邻居请他帮忙去挖邻居的妻女，他又不管自己的妻女去帮忙挖别人的妻女……如此，终于，他自己的妻女不幸了。
唐山大哥不停在节目中大力歌颂这位爷们的“见义勇为”，可我却觉得这像“大义灭亲”，我越听就越觉得这故事十分恐怖，因为这太不符合人性逻辑，也不符合科学救援法则，但愿不要因为某家电视台这么广泛的工具被大力地推广了，成主流了。这比地震还可怕，还郁闷。
不要做秀，不要居高临下，不要鳄鱼眼泪，不要再搞捐款排行榜，凡事量力而行，做实事，所以我很感谢《先锋居周刊》的夏旗舰先生、郑平先生、谢红志女士，叶姣女士，和以前的朱亚先生，你们让我成为国内最高标准稿费的专栏作家（虽然这比有钱人比低太多），而且每年初都开明地预支稿费，这次又提前支付了数万元，我只是一个写字为生的人，这样才可以跟随置信公司共建希望小学。
十几天了，在灾区，我每天都会碰到一些郁闷的事情，难以名状，一方面是因为我能力太小，胆子也不够大，一方面是感觉到绝大的无助，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理解那种感觉……
比如昨天就很郁闷，据和我们共建“安心学校”的置信经理说，他们在和一些灾区部门联系时碰到了软钉子，不仅当地倨傲地要求企业自行报上修建计划和手续（要知道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琐得可怕，单靠企业根本搞不定），而且因为现在排队重建学校的企业很多，所以价格也一路高涨，献爱心搞得像钻石拍卖会一样了，没有关系还进不去。
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准备花两百万给老家捐一所希望小学，也就是房子不倒人人可读的那种，可当地部门一张嘴就报出价格，660万，1000万，乖乖，听上去都像余震，从成本而言在农村县镇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可能这么高价格，那些倒掉的房子在修建时也许只花了五十万，最多一百来万，重建却得花660万、1000万。是不是要感谢地震让倒掉的房子也增值了，套用股市的话，是不是叫“大盘震荡，一路飙升”。
所以关于抗震救灾第一阶段，我决定不再写任何文章了，什么都不写了，我说得过多，而且再说也像做秀，除非新的阶段开始。
夏天已经来了，秋天还会远吗，我等着。
关于家乡地震（二）
Yuki.Yep 发表于 2008-05-30 11:33:30
以下内容转自李承鹏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89591617
除了哭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讨论灾后重建的慈善机制问题
19日这天清晨8时，我常常提到的“老段”带着由十几辆车自发组成的队伍从绵阳出发，和其它繁多的民间搜救队伍不同的是，这支队伍中有攀登过珠峰的登山家，有退役的军人，有业余车手，也有专业的登山绳，他们是前往北川深处的一条沟里搜寻幸存者的，据消息说，沟里有不少人。酒吧老板老段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他的太太，因为丈夫几天不归家正和他进行冷战。
直到20日凌晨老段才回到成都，可他没有带回哪怕一个人，只带回一条受伤的农家狗。这也很慈悲，但和初衷有很大不同。
他们曾经用绳子拴住腰吊到到沟里，但一点人声都听不见。我说，也许幸存者已经不幸了，也许这条山沟根本就是假消息，这几天这样的消息和这样的搜救队散发在民间很多，大部份没有源头，当然也没有结尾。
更典型的是大家熟知的前几天传说于江油的某条短信，有军人叙述自己的妻子正面临分娩而无人救助，从网络或手机上收到消息的无数的人和车赶向那个地方，可很多天来，人们并没有找到军人的妻子，很长一段时间就断定这是谣言，甚至四川台记者在镜头前对公众说：如果真有其事，请这位军人站出来澄清，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请大家不要再散布这样的消息。可是根据最新消息人们又得知军人和他的妻子确有其事，这反反复复消耗了很多精力和心情，像打了一场复杂的信息战争。
各种善良和混乱的消息在救援队伍中相互交换着，但官方机构却拿不出精准的搜救信息系统，因为几十年来官方的权力，哪怕是在救灾中的权力太集中了，当灾难真正发生时，官方信息部门包括官方色彩较重的红十字、各类民政部门却无能为力，只能去辟谣。
这不是四川的救援现状的全部，却是之一，因热情和善良蒙受信息误导的人碰到了另一场不大不小的困难，由于地震期间信息的爆发但缺乏可靠性，网络和短信在帮助了很多灾民同时也成为一定范围的流言集散地。由成都记者唐建光和成都传媒集团、网易、新浪共同推出的“救援盲区”平台适时产生，它具有一定可信度，但由于技术和人力原因，远远谈不上权威性，我曾经向唐建光询问过相关信息，他如实回答：我掌握的情况和你基本一样。
疑问是：为什么没有行之有效的统一信息平台？只能依靠民间的或者媒体的，可二者从功能和技术上都无法胜任这么大的灾难。我的疑问是：中国百姓相信的“主流”渠道呢，当老段、唐建光、和无数可爱的出租司机们、义工们都成为占姆士邦时，这就让人有点难过。
无法得到有效回报的汽油、人力、面包、救援绳、热情……是一种浪费。曾经作为救援信息互换平台的成都交通台现在呼吁：不要再以个人方式前往灾区，造成交通堵塞和资源浪费。可现在成都的情况是，仍有不少外地的人们前往灾区，由于没有更专业的技术和组织，虽然带着帐蓬、面包、清水却不得门而入，只能在成绵、成灌、成彭等高速路附近转悠，偶有深入山区的，大多也毫无收获，时与救护车与军车抢道，时时被强硬地赶回到成都市区里。就是这样，这是不容怀疑的善良动机，也是缺乏协调和效率的民间行为。而且似乎看上去是解决不了两者的矛盾，有人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机制应该相应改革，不能再仅仅依靠看似“民间”其实在群众眼里还是有官方色彩的红十会这样的机构了。
另一方面，“灾后认领孤儿”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我接到足球报总编辑刘晓新无数次电话，他想认领孤儿，但又不知从何入手，他对自己认领的资格问题惴惴不安，我告诉他，政府现在正急于救人和防止余震，至少还得等上一周才能进入认领程序……随手翻看新浪博客或BBS就知道这是新一轮的救援热点，人们的急切愿望和现实状况出现反差，我问过奇迹逃生的“刘汉小学”负责人肖晓川关于认领孤儿的事，他说，其实有的孩子是否孤儿尚待确认，这个工作还得等几天。无论民政局还是红十会、青基会，都无暇顾及更遥远的“认领”，他们太累太忙，加之还有更微妙的程序问题，不知这次地震会不会突破过去的政策壁垒。
但孩子们现在急需在最短时间得到一个安定而温暖的家，远离心理阴影。但收养一个孩子却比生一个孩子还难，不知这算不算正常。
这次灾难使这个国家很像一个家，不仅激活了久违但一直就存在的民族自救能力，而且政府领导亲历第一线和快速反应也赢得更多的民心，当空政导演高希希告诉我中国空军从5000米高空跳入汶川创造了世界军事纪录时，作为普通民众一员的我的安全感也大大提高。但是，突发的地震仍说明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民政和慈善机构是否太单一化，而这种单一化在重大灾难时已暴露出它应对的某些乏力。
几天前，我与置信集团、黄健翔、韩寒前往成都大慈寺红十字总会时，见红十会一位姓张的负责人已非常疲惫，她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穷于应对各路捐助和救援，虽然有很多志愿者前来帮忙，但秩序肯定谈不上井井有条，红十会本身也承担了救援最多的职能，但是却不能满足外界所有试图参与到救灾行动的人们愿望。
我们在赞扬民政及红十会在这场灾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我们也应该思考怎样为未来的不虞之需未雨绸缪，怎样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在坚持政府指导和监控的前提下与国际化接轨——我一个很大的困惑（也是很多人的困惑）是，想做点什么事情，但除了现有的中国特色的模色外——却不知该怎么做。
从电视、电台和博客留言中随处可见想要捐款、认领、亲赴灾区救援的人们的留言，有成都人留言说“我在成都市区有一处约两千平米的空置办公室，能够安置八百名灾区群众吧，请与我联系”，可按政策，私人救援者是无法收留如此之多遇灾群众的，因为他无法保证卫生防疫、安保、食品、信息传递各种事务，否则就是违法，有给我本人留下真实电话号码要打入我卡号上向学校捐助上万善款的，可这必须通过国家认证的慈善机构也就是红十会，我个人是没有权力收取这种款项的，否则就会在某款负面社会新闻里看到我的身影，还有无数要求认领的人们会遇到的“身份资格确认”，因为你必须保证自己不是从事人口贩运的坏人，还有人想为灾区学校捐赠十台性能良好的二手电脑，但如果由红十字出具运输费用甚至辗转送至灾区，相关费用已接近十台二手电脑。
最近几天这样的捐助包括帐蓬，灾区很需要帐蓬，灾区外很很多帐蓬，但你们要是寄给我，我没有能力把几千顶帐蓬运到灾区，现在哪哪儿都在管制，我也怕因添乱的误会被管制起来，红十字也许有，但效率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快，当然，我们必须理解，理解啊，万岁啊。
在现场最大的感受是，向灾难人民救援的愿望很明确，可是在具体操作上却很有些迷茫，从某种角度这像一个围城，外面的想进来救助，里面的却因得不到再及时一点的救助想冲出去。
谁来帮我们？
最突出的问题还表现在捐款捐物的指向性上，出于特定时期特定的情感，比如当你在电视或身临其境看到一群失去亲人的老人，你很想为她们建造一座孤老院，但你的想法在复杂而繁忙的现阶段很难快速反应在这群老人身上，也许你捐出去的钱大部份最后却用在建设一条急需重建的受灾公路上，或一间医院倒塌的住院部，都是救灾，可这某方面违背了你最初的捐助指向，而我们不能忽略捐助人的情感指向，这是国际慈善事业的惯例。
红十会或者民政部门也有在捐款用途上注明具体援助指向的，比如说你的捐助物品款项可写明捐给某某学校、村镇，可至少中国捐助者更愿意看到他（她）点对点的方式去帮助别人，而不是通过“呼叫转移”达成目的，这个程序太复杂，也有不确定性。而且正如上面我说过的，从技术上也许这反而增加了红十会或民政部门的负担，因为大量不得要领的物资（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灾区并不急需的旧衣旧裤）涌入慈善机构后，运送费用和人力成本，将远远超过其本身价值和实际用处。
再一方面，最近几天的民意是，有想在灾后去灾区支教的，有想去参加修建倒塌教学楼的，有想担当施工监理的，有声称能提供几十吨高标号水泥但缺乏运输能力的，也有愿意当担架队员义务司机的——在相关民政部门分身乏术，缺乏协调和组织的民间力量要么站在川门之外焦急万分却不得要领，要么直接冲到四川灾区，结果越帮越忙。
很可爱，很可怜。
在中国特色前提下，中国的慈善事业当然要坚持在政府的领导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指导下展开，但从最近几天我亲临灾区的感受得出一个纯技术化建议（声明这出于纯技术化建议而非其它），中国慈善能不能在技术操作方面更加灵活更加有效率，无数的人们想参与救援，但从民政和红十字会的人力、精力、程序上难以完整组合他们，更完善地进行救援及灾后重建。
为什么不能建立更多的国家授权的慈善平台，美国有无数私人慈善机构，它们的分布并不像中国这样高度集中，却呈现出更大的作用。美国的事情也许我们不能效仿，但我们可以在民政部门的监控和领导下，给予更多的独立性，从而形成更大的规模和更精准的效率。而不是现在热心民众呈散兵状涌进，更多的资金无法吸入到位。
据说现在已捐赠了一百多亿，但我觉得如果效率更高渠道更灵活的话，随便会有五百个亿，能救更多的人。当然这一切是在国家的管理和监控下。
一位我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人士一直在呼吁“民间机构”，个人认为他的补足性方法非常正确，华盛顿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助理主管，宏观经济学家迪恩贝克在分析美国慈善事业时认为，鼓励个人慈善机构的成立，而不是单一依靠中央政府，这样的竞争和资金来源的分散化，能够促进接受捐赠的机构更有效率地适用这些资金，从而让救济、艺术、医疗等在中央政府统一拨款情况下比较难以获得资金的领域，能够更容易获取资金。
李连杰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深思：“要不是我有一个坚强的宗教信仰支撑，在中国做慈善，我早垮掉了”，中国尚未批准公募的个人慈善基金。按照2004年出台的《基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个人申请成立慈善基金可以挂靠在民政部这样的政府机关下面，也可以选择半政府性质的公益组织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不过，中国红十字总会并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资格，而名人基金的审核又特别严格，所以，从2005年4月开始接触，一直到2006年12月正式签约，壹基金在法律程序上的努力历时一年半之久。
网易最近生产出一个特大假新闻，认为黄健翔李承鹏担心善款被吞，这个由网易生产出来的“网难”新闻最大的负作用是，某种程度让人们对灾后重建增加了顾虑，让正在探索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慈善事业，从实际操作层面出现观念模糊，我不知有多少人理解我们内心深处在说什么，但，只需明白这种纯属编造的新闻危害不仅是被谣言中伤的个体，更在于，想进一点做善事的人畏缩不前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机制是否尝试一下改革，有两个最近的实例可以佐证，中国的慈善事业可以更灵活多样务实地进行，比如说成都置信和黄健翔韩寒李承鹏三个在成都红十字的框架协议下进行1060万修建三所“安心学校”，其实一样要通过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批准立项，并不是对现有的基本理念的反动，而且也像健翔说的“用我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的方式进行救援”，现在民间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只不过这种模式还要完善。
前天，万达集团斥资6000万人民币与都江堰市政府达成协议，由万达集团出资重建都江堰市中心医院，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信号——这次受灾严重的学校、医院的重建工作，可以通过企业直接的介入，监理，而保证其质量和投入规模了。
中国需要在红十字的领导，也需要更灵活更直接更务实的一种慈善模式，让捐助人放心，让受用人安心，不再出现豆腐渣工程和无数死伤的学生——毕竟，在灾后重建中我们不能想像个人或企业把数千万现金捐到红十字会，再让这个机构亲自去设计、买材料、施工，这对红十会本来的工作是更大的破坏，是对他们体力和精神的折磨。
再次声明，坚持民政部门和红十字的领导。
在我的上一篇亲历北川纪实后，无数人与我取得联系，人们很想结识X先生，因为人们信任他，人们想直接——而不是间接地——投入一些钱给孩子们修房子，想请X先生作为工程监工，我很高兴，但同时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X先生？其实他无形中承担了一个私人慈善的监理角色，私人却取得了公信力，而不是企业把钱交出来后，就一头一尾不见面了，当灾难来临，无人承担严重后果。
进一步想有点凉意，倘若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仅仅是盼望一个道德高尚的X先生现身，来重建不倒塌的学校医院，那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所以，我们不应该只幻想一个X先生的出现，因为X先生也很难，也被一些人骂，知道吗，现在他由于受了心灵创伤，正接受辽宁的一个心理医生治疗。所以，我们不能只盼望X先生，而应该从整个慈善机制上来维系和发展它，也监督它。
殚精竭虑思考在慈善事业的李连杰可能最有发言权，他经常说：“怎么样有一个制度，能够长久地保证透明、公正、可持续、符合法律法规地来运作一个机构？”，一个武打明星说到这个境界，不易。
19至21日的“国哀日”后，中国人除了哭泣还能做点什么？重建！可怎么重建，怎样发挥社会、民间的力量去重建——这是个慈善的战略问题，而不是X先生个体道德的战术问题（虽然我很喜欢未曾谋面的他，以及这家企业的管理层在这件事情的做法），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
可现实情况让人们有很大的顾虑，今年三月试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令》第十一条中注明，“抢险救灾，优抚、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要求在重点公开……”，地震之前，我们目击了包括湖北教授要求捐助学生回信从而反目，沈阳孤儿学校校长卷款跑路，等等，这场地震之后，我们更需要在机制去完善它，监督它，让它更有效率，和民众的信任。
我想我能说的已经说了，其它的就不能再说了，在此，突然想引用盖茨为基金会运作定下的“15条军规”的两句话：
一、任何情况下，基金会都不得有傲慢的“施舍者心理”。
二、“所有生命，不管在哪里度过，都具有同样价值，获得最多的人，也被寄予更多希望”。
看来比尔.盖茨，不仅会生产WINDOWS软件。
关于家乡地震（一）
Yuki.Yep 发表于 2008-05-30 10:57:19
以下内容转自李承鹏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89591617
北川邓家“刘汉小学”无一死亡奇迹背后的真相
我已经很难复原5月12日14时28分北川邓家小学的完全细节，但从邓丽君的叙述中仍然知道：由于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左腿行动不便的邓丽君一直是被允许在课前十分钟整理活动中下楼上厕所的，那天她独自地缓缓下楼，从三层楼高的教室里刚刚走到空地，刚看到太阳影子，地就开始吼，开始动。
她拼命开始跑，虽然效率不高，仍然连滚带爬到达旁边的竹林，又听到体育老师在叫“快到操场”，就和另几个女生跑到操场，三分钟后，这里就聚齐了全校483名学生。
后来我们设想，小儿麻痹的邓丽君真幸运，要是那天她课前没因身体原因去上厕所，也许会被挤倒，也许情急之下会跳楼，也许会有什么不测，如果这样，一个奇迹就不会出现了，奇迹是——在单位地域死伤最严重的北川大地震中，虽然北川一中教学楼迅速淹没二千多名学生，但邓家小学483名学生一个都没有少。
而且，以肖晓川带队的9名老师携无家长认领的71名学生历经两天一夜，在无水无粮无工具的情况下，先是困守一处山坡，后来翻越水洞子、景家山、杨柳坪三座（之前媒体报道成两座）海拔最高达2000多米的大山，其中还有一名4岁多的学前班孩子，最后到达绵阳。
关于那个71名学生翻过三座大山和原始森林逃生的奇迹一直被流传，这两天，我一直在绵阳至北川转悠，我只想告诉更多的细节，少一些形式化的英雄色彩，多一点真实的人性色彩。
那天同一时间，肖晓川正在办公室看书，发现书动得厉害，另一侧的史少先正在教学楼巡视，学校负责人的他俩很害怕，但拼命开始吼“快到操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那么科学的组织学生逃生，后来向逃生专家询问过，包括蹲下、靠两侧下楼，进入操场以及后来制作简易帐篷，都符合逃生标准手册，但他们从来没学过，现在也不知道这就是标准逃生手册。
我觉得这个长途迁徙的故事很像《黄石的孩子》，韩寒说很像他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抗战时把动物园动物们转移到大后方的电影，在交谈中我发现中间并不像记者们写的那么大无畏，是种革命的浪漫主义情节，他们有怀疑、恐惧、绝望、麻木，但最后他们坚持下来了，没有伟大胜利，但修成无量功德。
肖晓川在四川卫视和中央台里已说了很多，但他私下向我承认一句从未对记者说过的话，“那时我很害怕，很害怕，我说是世界末日来了，我想活不过今天了”，旁边的史少先说他也很害怕，“那架势，完全让人莫得法镇定，真的就是快死了，我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天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性，而不是这两天记者们简单讴歌的英雄形象，但是前者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最后带着孩子们逃出来了。
蹲在操场里仍很危险，看山下县城已夷为平地，山上还有泥石流，地面还有余震，“要活命就必须向高处转移”，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经过观察发现远处有一个缓缓的山坡暂时不会被淹没，他们动员学生一起上去了。虽然肖晓川从没有砍过竹子，但那天他去砍了很多竹子，史少先跑到废墟里捡了几块农民常用的编织口袋布，靠着山丫子以三角原理做了一个帐篷，他们从未做过帐篷，帐篷面积太小，483名学生只能背靠背坐了一夜，一动都不能动。
如果另外有人看见黑暗中的那个光景，一定会震撼——483名孩子躲在一个狭小的简易帐篷下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四周山石滚动发出巨大的响声，雨哗哗地下着，大地在颤动，孩子们很像躲避风暴的的羊羔，而老师就是牧羊人。
“山上一点光亮都没有，完全黑了，听得到大石头从山下落下来的声音闷闷的像敲鼓，很恐怖”，再后来，居然有一些孩子却开始叽叽喳喳“摆条”（摆龙门阵），邓丽君对我叙述时一直在微笑，她说她们当晚在回忆谁怎么跑下楼的，谁还摔一跤，打趣谁还哭了喊妈妈……她还告诉我她很喜欢自己的名字。
见证过无数灾难的优秀记者唐建光说，其实“灾难”永远不会是想像中那种情景，这次我明白了，特别是人类的情绪，人总会在极度灾难下缓和自己的情绪。
我曾经很不理解9名老师要带着没有家长认领的71名学生翻山越岭的原因，我问过“你们为什么不就地等待”，后来知道，“我们理解县领导啊，他们还得救埋在下面的人，一时顾不到我们了，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关于徒步翻山逃生的决定没有任何争论，虽然很危险，但留下来更危险，只有赌了。
他们的逃生路线是：水洞子——景家山——杨柳坪，是依次上升的三座大山，，除了余震和山体裂缝、泥石流、暴雨外，因海拔高会出现高山反应，而且有一大片原始森林。
中途有一个女老师因挂念婆婆退出了，人们理解她，有一个叫吴明艳的老师有严重气喘，在山上脸发青快死的样子，人们问她“行不行”，她很害怕很绝望，但说“一定要走下去，不能死在这里”。他们继续走着。
震后的异象出现了，“第二天白天时，天突然完全暗下来了，就像黑夜一样，一点光都看不到，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突然发现黑森林里一大片怪异的挥之不去的浓雾扑来，两米之外根本看不见同伴，昨天他们请我理解他们的迷信，因为那阵势太可怕了，完全就像一个巨大的鬼魂扑来，“阴冷，冷到骨头里去了，农村里有这样的传说，所以我们很怕这个巨大的东西把人的魂勾走了，勾走了魂就没命了，所以我们就让学生们互相大声喊叫着名字，然后大声地答应着，这不仅是壮胆，是让互相知道还活着，还有人气，让那东西拿我们莫得办法，不把魂给我们勾走了”。
英才学校负责宣传的李主任为我们提供的英才中学为受灾学生准备的课程表，他说，里面有很多开导心理的课程，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
他们就这样大声的在林子里叫着，他们的魂果然没被勾走，很久之后，他们走出那片巨黑色的浓雾。
剩下的山路更难，当地有句话是“养女莫嫁景家山”，是说这段路太难走把女儿嫁过去连路都走不得，还有一句话是“男人要穿脚马子”，就是说男人走这段路都得穿着一种用篾条编的东西才不会掉下悬崖。
山体已经出现裂缝，旁边有泥石流在下流，更要命的是，原来依稀还记得的山和路，这时却和以往不一样了，他们很奇怪，“山形变了，本来记得是往上走的路，发现却变成往下走了，本来是左转的，却变成了往上走，要是按原来的方向走就会掉到悬崖下”，当天晚上，我们才知道这是因为印度洋板块对喜马拉雅山的山体冲击，造成了类似造山运动的变化。
昨天听说一个有真实意味的笑话，地震那天，有两个北川老太太正站在靠得很近的山丫子上摆龙门阵，正讲着东家长西家短时，就觉得必须说得很大声说对方才听得见，一看，原本十几米的山丫子距离变成了近一百米远，这就是山体变化；有营救者震后在灾区看见一座山，问农民为什么对面这座山一棵树都不长，那么新，农民想了想，说：“新吗？很新，我也是第一天看见它”。
因为泥泞，这段路上鞋越走越少，每过一会都有人喊鞋丢了，但人却一个都没有减少，最小的只有不到5岁，大的就拉着小的跑，老师们还帮着找鞋，偷农家的鞋。
两天一夜他们71名学生加8名老师的食物是两袋夹心饼干，和几瓶水，“怎么吃？我们老师用手指给每个人掐一小块，让学生只能喝一小口，这叫吊命，留着元气就可以活命，前头的人在吃时，排在队列后面的学生吞口水的声音都能听得见，那时候，我们老师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肖晓川说。
我问他们一路上怎么鼓励学生，“除了坚持就是胜利，就是哄他们骗他们，大部分学生都没去过山下的绵阳，我们一路上就喊，加油啊，绵阳有好多糖等着你们，还有冰激凌，还有面包，可乐，那些娃娃小，就流着口水跟着跑，我们还说下面有警察叔叔在等着你们，山里的孩子平时看电视都知道警察叔叔是专门救人的，崇拜他们，就拼命往山下跑”。
令人悲凉的是，中途碰到过两家有能力收留学生的地方，但主人拒绝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得到这两家店的名字。
到了营救地点后，其实第一时间也根本没有传说中的糖，冰激凌……人们确实太忙了。
经过两天一夜，翻山越岭的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终于看见任家坪收费站，看见正在那里搜救的指挥部，当时北川县金大中县长问“你们有多少人活着”，肖晓川说“一个都没有少”，金县长惊呆了，说“我们都以为你们全部都不在了”。
那天晚上孩子很困，坐在大巴上睡死过去，摇都摇不醒，但是车到绵阳时，体力已到极度虚脱的孩子们却兴奋异常，没有一个愿意去睡觉——对于这群山里长大的孩子们而言，这是他们出生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大城市，虽然绵阳也被地震遭到破坏，但孩子们仍惊讶这个城市的漂亮，就像天堂。从地狱来的孩子，看到什么地方都像天堂。
昨天我在绵阳中学看到这些孩子，他们大多很快乐，我问过学校老师为什么这样，宣传部李主任介绍了这几天他们制订的心理课，包括“注意力转移”“宣泄”“武术”“看猫和老鼠”……但一个老师说，这也是因为孩子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过死人，换成北川中学的幸存者，肯定不会这么快乐，这么容易恢复情绪。为邓家小学的孩子们没看到过死人感到幸福。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核心，因为，如果那天邓家小学像北川一中那样在几秒钟内就被震垮，后来的成为传说的长途翻越也就不存在，那天一个学生都没有死，甚至没有什么重伤，我了解到，那座十年来正式名字叫“刘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不仅楼没有垮，奇迹是，连教学楼正面那块长十几米、高三层楼的玻璃幕墙一小块都没有碎，与在这场大地震无数学校像多米诺一样倒塌,动辄压死几百名学生相比，这是一个建筑的奇迹，我很好奇，这是谁修的房子？
于是我知道一个叫“汉龙集团”的公司，它是在十年前出资捐赠邓家小学的企业，老板叫“刘汉”，总经理叫“孙晓东”，经办监理学校修建工程的人是当时的集团办公室主任，学校里很多人在谈及这场幸运的逃生时，都在感谢这位监工的“办公室主任”，昨晚我找到这位办公室主任，他讲了一些故事，但坚决不让我透露他的姓名，也不要表扬他，因为他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下面我只能用X先生来代指为什么“刘汉希望小学”在这次大地震中成为唯一没有压死学生的学校？或者说奇迹最开始的一步是什么，我得知以下内情：
一、十年前，刘汉和孙晓东对下属X先生说，“亏什么不能亏教育，这次你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你就从公司里走人吧”。
二、十年前一天，监理工程的X发现施工公司的水泥有问题，含泥土太多，因为X曾经是生产水泥的一家公司的副老总，经他手灌注的水泥至少有五十万吨，是绝对的行家，所以他发火了,要求施工公司老总必须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他还说,不能用扁平的石子，从建筑专业而言，扁平石子混在水泥灌注过程中无异灾难，水泥结实度大打折扣，他对施工队大发雷霆，愣让他们把沙子里的泥冲干净，把扁平石头全部拣走。
三、一次会议中，他在追问工期拖延时，发现施工公司负责人眼神不对，才得知原来是有关方面的款项没有及时到位。按捐赠原则，企业捐款必须先到当地有关部门，再由有关部门把企业的钱下发到具体施工公司中去，但施工公司并没有从有关部门及时拿到钱（具体人们想必都能猜到，这可是中国式惯例），于是X先生又发火了，穷追不舍，终于让款项到位。
四、在奠基仪式前，由于某个原因工期又得拖延，X又发火了，他找到有关部门，据理力争，9月19日，学校终于平出一块崭新漂亮的操场，他说看到那块操场铺平后很开心，而那块操场，就是十年后483名学生逃生的地方。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两种声音,一种是施工机器的声音,一种是X在吵架在发火在追款项的声音，肖晓川告诉我：“多亏了他当监工啊，这钱其实是他吵出来的”，当我向X先生核对这个事实时，他要求我一定要在“吵架”上加上引号，否则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说，你晓得的，我不能说得太多。
我想我已没必要说得太多，一个深知捐赠中国希望小学潜规则的人士说，虽然学生们全部逃生是个奇迹，但汉龙集团的X先生能够通过“吵架”把钱“吵”到正规用途上更是个奇迹，在往常，吵架根本没用，钱还是不能够及时到位……（为什么这次学校倒塌这么多，这里恕我暂时不能直言，但稍有常识的人想必也知道）
由于X先生反复叮嘱我不能写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在邓家“汉龙希望小学全部成功逃生”的故事后，就只能记住以下名字：刘汉、孙晓东、肖晓川、史少先、陈世荣，罗中会，母贤莹，沈长树，赵义辉，母广兰，吴明艳。
刚才，X先生给我发来一则短信，未经他同意，我就刊发在我博上，目的是让有的人有的部门看看，也提醒以后有人想修希望小学的人看看：
打扰您了，可以负责的告诉你，集团在绵阳五所希望小学建设均由我亲手经办，而此次大地震未能撼动一幢，五所学校巍然屹立！师生未损毫发！请你来绵阳做客！
这次邓家刘汉小学无一人死亡成为一个奇迹，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前，想到十年后的事情。
我的梦
Yuki.Yep 发表于 2008-05-04 15:41:53
那算不得一场精美的演出，即便开场就呈现了闻名遐迩的《千手观音》，比起我看过的很多艺术show，它依然显得那么笨拙，更像是小时候熟悉惯了的地方文艺汇报拼盘。但是，几乎每一个节目，演员一出场，观众就掌声雷动，临近谢幕时，更听得到那发自肺腑的掌声，那么激情澎湃，仿佛因着这些残障演员通过肢体、声音呈现出的顽强与乐观，一切生命，一切注视着他们的观众，都变得像安琪儿一样，美好而纯净起来。
邰丽华领衔了多部舞蹈，表现当然无懈可击。除了默默的感受着她安静而曼妙的肢体语言，还有那么两部作品，深深的打动了我。一部是《走进春天》，完全由盲人演员演绎的一部舞蹈。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舞台是怎么一个样子，应该怎么走位，整个舞蹈依赖串连在他们身上的绳子，他们的身体相互碰撞，牵动彼此在舞台上移动，并发出指令，告诉同伴下一个该做的动作是什么。如果说这已经足够让我讶异，京剧《三岔口》更是直击了我的内心。伴奏者是盲人演员，而表演者是聋人演员。盲人演员一面要默记节拍完成伴奏，同时，他们敲击鼓面或拨动琴弦的每一个动作都成为聋人演员的指令，帮助他们完成肢体演绎。我心里涌动着泪水，但又那么的欣喜，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宁愿死掉也不愿意作为一个身体残疾的人活在世间，但在那一刻，我释然了，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只要你永远有着一颗坚强的心，永远怀抱爱去迎接明天。
他们带着残障的肢体，以数倍于常人的付出和承受，绽放着生命的光彩。那么，我，我们，健全的人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只要自立、自强、自信，一切生命皆有尊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ps：1、后座的小男孩，踢了我的座背整整一晚，时而大声吵闹，父母也不加遏制。小瑕疵而已，但不仅要为中国的人文环境默哀。
2、歌剧院的音响好像很一般，下次，下次，一定要去音乐厅试试看。我期待着某个人的专场，我知道有一天，总有一天，她会在那里登台。别误会了，这回，说的可不是Chris Lee。
3、陪了小航一整天，她快回兰州了，心里有莫名的怅然。。。
立春
Yuki.Yep 发表于 2008-04-30 16:32:47
和不喜欢的同事一起去看的，片子让人不由得从心底弥漫出一点淡淡的萎靡，以我现在的心境，是不适合看这样的片子的。
大的艺术环境正在脱离它所依赖的根基，那些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抹杀了它应该具备的淳朴，孤单着追求艺术的人们，不免无奈的一声叹息。
还好，顾长卫没留太多的情面，直接反映出来了，立意不错，镜头有不少摄影师出身的导演剪出来的独到之处，对普通大众而言，算不得上乘之作，但绝对不坏。
出了礼堂，同事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我随口附和了一句，心下淡淡一抹轻笑。
然则，依然喜欢轻快或浪漫的片子，心里思绪颇多，经不起这样厚重的叹息。
路过北京医院，不由得想起一位故人，念几声“阿弥陀佛“，愿卿往西方去。
立春，顺遂，快乐。
ZT：香港第一经理人——陈淑芬
Yuki.Yep 发表于 2008-04-15 14:47:09
很久没写过长文，很久也没这样认真的看过一篇长文，然而，陈淑芬，我很敬佩她。
以下内容为转贴：
时间： 2004年10月20日
地点： 天星娱乐有限公司陈太的办公室
之前没想到工作繁忙的陈太会给了我整整1个半小时来做这个专访，在央视《艺术人生》录制现场我提出采访要求的时候心里期望的是：有20分钟就好了。在她不算大的办公室里，坐在沙发那端的她从脸上完全看不出来30年娱乐圈生涯留下的痕迹，和之前我看过的关于她的采访中形容的那样：沉静、善言、有亲和力。
回味过去的光辉岁月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尤其是回忆娱乐业这样一个造梦的行业，时间过得比我们想像的都快。
虽然我不是陈鲁豫也不是朱军，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我还是问了本来都要放弃的那个问题，但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因为，我想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新京报：来之前看了一些您的资料，发现您进入娱乐圈和您的先生有很大关系？
陈淑芬：这讲起来就好久了。其实我1973年就入行了，那时候是业余的，1974年开始才正式的进入一个娱乐公司。那个时候在香港基本上只有一家娱乐公司，没有红馆（香港红勘体育馆），没有伊馆（伊利沙伯体育馆），只有铜锣湾那里的一个舞台可以演出，而且那个地方只有1200个位子，现在那里已经改建了。
新京报：只有1200个位子的演出场地？
陈淑芬：对，因为那时基本没有可以演出的场地的。那当时的tvb旗下的华星娱乐是专门作演出的，以前做国外的古典的比较多，后来因为老板换掉了，之后就开始转型做流行的东西。第一次做的比较大型的流行乐演出是桑塔纳（SANTANA），那时是1973年，他们自己包了一个飞机到香港演出，把所有的乐器、设备都带到那个1200个座位的舞台，演出的时候那个舞台天花板上的东西都不断的被震下来。这就是我刚入行做的第一个演出，我现在的老公在当时的华星当副总，当时华星只有3个人，一个是他，一个外国人，还有一个卖票的。其实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做娱乐公司，也没有多少人把演出带到香港去。因为那次请桑塔纳来演出，所以就需要一些懂英文的人来帮忙招呼，我那时刚毕业，他就找我问我能不能去做临时过去帮忙一下。1973年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了邓丽君、徐小凤、龙飘飘，但她们都是只发行唱片，从来没有做演唱会的习惯，她们基本上都是在艺术节上作一些表演，大拼盘。当时香港是没有本地歌手可以做个人演唱会的。
所以开始做的时候，那个外国的老板是计划多把一些外国的演出引进到香港来，他问我愿不愿意过去加入她们公司，我觉得不错啊，于是就正式入了行。刚进去之后，用广东话讲就是“一脚踢”，就是什么都作，秘书也是我、财务也是我、清洁工人都是我。反正那时候年轻，觉得很好玩，没有想到就一直做到现在。进入公司之后不久，我们就开始做合家欢《迪斯尼乐园》(Disney On Parade)等等，这些演出就开始在足球场里做了，慢慢越做越多，1975年，我们做的第一个华人歌手的个人演唱会是欧阳菲菲。当时她全部乐队成员、指挥、舞美、灯光都是从日本过来的，也是在那个1200个座位的场地，当时的票价是几十块港币，在当时也算不便宜了。后来又作了许冠杰、邓丽君、罗文、汪明荃的个人演唱会、邓丽君和欧阳菲菲是台湾过来的，而罗文、汪明荃则赶上了电视剧在香港的起飞阶段，是通过电视剧主题歌红起来的。那个时期我做的国外艺人的演出也不少，像法兰仙纳杜拉（Frank Sinatra绰号 瘦皮猴）、芭蕾舞皇后马克 芳婷（Dame Margot Fonteyn）。后来还做过惠特妮.休斯顿（Whitney Houston）、、珍尼.杰克逊（Janet Jackson）、麦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等等，这都是后话了。
新京报：那个时期您为香港引进了众多的国外艺人演出，本地艺人也在起飞阶段，这两拨观众群是不是区分的很明显？
陈淑芬：他们的观众群是不一样的。你想，只有1200个座位的演出场地，在香港这样的多元文化城市，什么样的演出做一两场都是问题不大的。那时的演唱会都很成功。
新京报：可是仅有1200个座位的场地和香港还是太不相称了。
陈淑芬：是啊，那个时候随着演唱会的蓬勃，场地也多了起来，最开始是1980年的伊里沙伯体育馆，大概有2000多个座位，之后才有红馆，红馆是1983年建成的，第一个在红馆演出的国外艺人是我先生陈柳泉做的汤姆琼斯（Tom Jones）。之后又有一些演唱会在红馆举行，而大家都没想到，那么多座位的场地竟然可以连续做那么多场演唱会都坐满人，于是红馆就慢慢从一个体育场馆变成了一个以演出为主的场馆了。随着演唱会的蓬勃，香港的唱片业也慢慢的兴旺起来。1981年，华星成立了唱片部。我在这个唱片部第一个的就是张国荣。第二年我们就开始筹备新秀选拔——因为当时4大唱片在香港都有一些本地歌手，他们害怕我们会挖他们的歌手，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不抢人家的歌手，我们自己选新秀。当时张国荣和宝丽金的合约也满了，梅艳芳、吕方、杜德伟都是通过我们的歌唱比赛选拔出来的。
新京报：听说签张国荣还是有段故事的,您之前在电视上看过他的演出，后来在香满楼饭馆里偶遇他？
陈淑芬：你的资料很详细噢！没错，我是在亚视前身丽的电视台的歌唱比赛中看到他，对他印象很深的。当时他穿一双红靴子唱《American Pie》,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得第一名。但当时所有的歌手，像关正杰啊，都是站着唱，没有其他的动作。所以当时的评委都觉得那时候的第一名（新京报：钟伟强）声音比较醇厚，而那个穿红靴子，唱唱跳跳的小伙子就不那么招人喜欢，所以最后只拿了第二名，但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他了。后来有一次我和李香琴去香满楼吃饭，一进去就看到张国荣和他的一些朋友坐在旁边的一张桌子在吃晚饭。我们进了一间厅房，进去坐下之后我就问李香琴：“你认不认识张国荣？”因为李香琴也在丽的电视台做过。她说：“认识啊。”那我就说：“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他。”李香琴说没问题，那我们就出来和张国荣打招呼，我问他说，现在又没有唱片公司啊，有没有经理人啊。他说都没有，经理人的合约都快满了，唱片公司已经满约了。那我就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华星。我后来我们又出来谈了几次，就开始了正式的合作。
新京报：当时他出过唱片吗？
陈淑芬：可以说没有，他只参与过一张合辑，只有一两首歌这样。
新京报：随后你们就开始给他录制他的第一张唱片了吧?
陈淑芬：对。签约之后我们就开始替他找歌。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很喜欢山口百惠，山口百惠有一首歌叫《love song for you》，是她退休前唱的最后一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叫他听，他也很喜欢，于是我们就翻了这首歌《风继续吹》，之后就有了这张唱片《风继续吹》。
这张唱片出来后，反响不一。喜欢他的就非常喜欢，不喜欢他的就会极端不喜欢他。他讲话又比较率直，很容易得罪人，所以在他初期的时候有很多唱片之外的事情需要照顾。
新京报：作为需要处理方方面面关系的艺人，他的这种性格会不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陈淑芬：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性格，他很直，这是他的优点。但面对陌生人，这就是他的缺点。在聊天的时候，他会当每个人是他的朋友，很多的事情都不隐瞒的，所以他的一些言论就会很容易被人拿来乱写。我知道有这个状况之后，就开始帮他选择一些媒体，所有的媒体想要采访张国荣的，必须要先经过我，有一些人我觉得他不需要见的，或者会有负面影响的，就帮他挡掉。而一些我认识的记者，我觉得会比较中立的媒体，我才让他做采访。而且他做采访的时候，我一定在他旁边，有时候他表达的方式不太好的话，我会给他补充。以前都没有“经理人”这个说法的，要找艺人就直接找艺人的，很少要经过什么人，因为我和张国荣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媒体开始叫我是“张国荣的经理人”。第一个叫出“经理人”这个词的是当时《明报周刊》的李纯恩。
新京报：手下那么多艺人，一个张国荣就让你如此费心，会不会感到很累？
陈淑芬：那倒不会，只要他肯听我的话，无论是多少个艺人，只要他很听我讲话，我都会给他不同的意见。要是试过三四次他都不听我的意见，而只是去听自己喜欢的话，那我就会选择放弃。张国荣和我蛮合得来的，他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讲，是很好的朋友，到最后就好像姐弟一样。
新京报：当时签张国荣、梅艳芳的时候想到他们会成为日后的巨星了么？
陈淑芬：其实他们红的很快。梅艳芳我是觉得她绝对有这个潜力的，第一次看到她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那次她陪着姐姐梅爱芳一起来参加比赛，姐姐唱的是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梅艳芳唱的是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当时我的先生陈柳泉特别喜欢梅爱芳，因为他也非常喜欢邓丽君，梅爱芳的声音也是像邓丽君一样很娇媚的那种。梅爱芳唱完，我先生看到她的妹妹也在那里，就说不如你也试一下吧。结果看上去小小的，年纪也是最小的她一上来就是徐小凤的风格，在场的每个人都吓了一跳，而且她的台风也很好，当时在台上给人的感觉是：我得不得奖也没所谓的，就随便演出给你们看。我们觉得她真的是那种“自信心爆棚”的歌手，所以她一开口就是满场掌声，所有的人觉得冠军绝对没有第二个人选的，就是她了。而且她8岁的时候就被妈妈带到各种场合演出，所以什么歌都会唱，也因此能够很快的红了起来，因为很容易给她选歌嘛。
新京报：梅艳芳第一张专辑《心债》也是您做的。
陈淑芬：讲到《心债》就不是香港电视剧那么简单了。发行了《心债》之后，我特意带她去日本，参加东京音乐节的比赛。而在去日本之前，为了梅艳芳能在日本有比较好的发展，我还特意找了我在日本唱片公司的朋友帮她出了《心债》的日本版本。那年的比赛阵容非常强大，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有莱昂纳德•里奇、约翰•库帕、西城秀树。西城秀树是梅艳芳的偶像来的，她之前是西城秀树歌迷会的啊，她的嗓子就是为他喊沙哑的。所以梅艳芳发现自己可以和西城秀树同台演出后兴奋的不得了啊。而我跟西城的经理人很熟，于是就约西城和他的经理人一起去disco跳舞。那天，梅艳芳开心死了，说话啊、神态啊完全就是一个害羞的小女孩。
新京报：那时候梅艳芳多大？
陈淑芬：21岁吧。那时候在香港已经有一些名气了，但还不是特别红。
新京报：从梅、张开始，应该就可以算是香港乐坛进入了黄金时代了。
陈淑芬：对啊，张国荣自从《莫尼卡》之后，开始就很多电影公司啊、很多工作找他，那个时候我照顾他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儿。我记得我是第一个带香港的歌手去台湾发唱片的，歌手就是张国荣跟梅艳芳。以前的乐坛，基本是香港归香港、台湾归台湾，两边是不通的。我们的是最早的香港歌手到台湾去发行国语专辑。当时是跟滚石合作，因为滚石是比较愿意尝试新鲜的东西。因为当时我是一个人好几顶帽子，很多唱片啊演出的工作都是我来作，所以在香港和外地认识的人都蛮多的。也因此有了华人第一次去外国做正式的演唱会，那是在澳大利亚，当时的歌手有张国荣、梅艳芳、吕方、成龙，是一个拼盘的演出。而到了第二年再去外地演出就是张国荣、梅艳芳两个人，在隔一年就是他们两个人分开做个唱了。所以可以看出那时候，香港乐坛的发展是非常快的。
当时，张国荣在香港已经是做了很多演唱会了，1986年、1987年差不多每年都有这样子，这些演唱会就全部是在红馆做了。而且不但是演唱会反响很好，我们当时的票也做得很漂亮，每场的票上都会换不同的照片啊，所以有很多人每一场都看，每一张票都收集，拿那些票来做纪念。从连续10几场到连续20几场再到联系30几场，真的是很火。
新京报：那每次是不是都会追加几场？
陈淑芬：对啊，当时张国荣做演唱会是每次都破一个记录的。比如说，以前是2场，他就可以做10场。其他的歌手做6场，他就可以做10几场，这样子。
新京报：那时候是不是就有人拿他和谭咏麟做比较了？张国荣在自述中也曾经对这种比较表示非常难受。
陈淑芬：没错，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谭咏麟已经是最红的，张国荣基本上就是追他追的很紧。我们本身不想比，但双方的歌迷就已经不允许对方的存在了，所以最后搞到我们很多场合都非常尴尬。好像颁奖典礼上，只要他们两个同时出现，下面的歌迷就会势同水火。
新京报：张国荣也因此感到倍受困扰？他1989年的退出歌坛是不是也和这种比较有很大关系？
陈淑芬：有着个原因，当时他的压力蛮大的，因为当时刚好有一个女网球明星被球迷刺伤了，所以他就感到很害怕。因为当时经常有谭咏麟的歌迷把一些咒语贴在他门上，在他门口放元宝、蜡烛、香火这些东西。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胁，很没安全感。他出生在小康之家，当他赚了一笔钱之后，他感觉不应该在过这种压力很大的生活，所以就有了退出的想法。
新京报：当时您有没有劝他“你现在这么红，干嘛要退出？”
陈淑芬：其实我当时就觉得他就算退出也不会超过几年，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的性格是不可以停下来的，他是一个很喜欢工作很喜欢唱歌的一个人。如果他是60岁、70岁，那退休就退休嘛，但是当时他那么年轻，要完全静下来是不可能的。他本来想学山口百惠，在自己最光芒四射的时候完全退出娱乐圈，他在89年之前的那个巡回演出前一直在跟我表达这个意愿。到了1989年，我们要做那个巡回演出的时候，他要求我写上“退出娱乐圈”演唱会，但我最终还是自做主张改成了“退出乐坛”。因为我知道他不可能年纪轻轻就什么都不做，他的性格不会是这个样子。他肯定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新京报：就算退出乐坛，对您来说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了。
陈淑芬：没错，那个时候，我刚刚为他打开韩国市场。拍了一个带剧情的上下集的巧克力广告片，结果下集还没有播出就很多人打电话来那家广告公司问结局啊。之后他又和一个韩国的歌手一起开了演唱会。之前在韩国，香港的歌手是完全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张国荣是第一个。
新京报：1989年到1996年这段时间，张国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陈淑芬：其实我发现这段时间在音乐上的休息，对他的电影事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如果他还继续音乐上的事业，就肯定没有现在电影上的成绩。我记得那段时间的《霸王别姬》，他是很用心来拍这个戏的，在北京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京戏和京片子，所以国语也讲的非常非常好。如果当时他还在乐坛，肯定没有时间下这么大的功夫。对他来说，这个退休也是一个缘分吧，他算是选对了。
新京报：可正当电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又出来唱歌了。
陈淑芬：当时他接了一些电影，里面都有唱歌的部分。有他的电影，其中的主题歌叫别人来唱是很怪的事情，那反正最后电影中的soundtrack里面也会有他的歌声，而且那么有那么多没有忘记他的歌迷希望他出来，那还不如就干脆出来唱吧。但我可没有劝他出来唱喔！其实到了后来，他自己有了出来唱歌的意愿，但有不好意思跟我说，后来是先有一些主办商在香港找他，鼓励他出来做，他就有一点心动了。可是他又有些怕跟我提，因为当时我没有赞成也没有阻止他退出，一切都是他的决定。况且在他之前有了梅艳芳退出又复出的事情遭到了很多人的冷嘲热讽，他也要有些担心。但最后当他要出来的时候，就终于来找我谈，希望我能帮他做。反正有主办方、有歌迷，那干嘛想那么多，出来唱就是了。不需要什么复出理由，忍不住想出来就出来咯。
新京报：这次复出后，在你看来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和以前有什么大的分别？
陈淑芬：最大的分别是，他以前也是主意很多，但基本上很多节目都是我们商量好了之后在给他看，让他提意见。复出之后，他人成熟了很多，他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很多节目的编排都是他自己先做好。在制作上他也想法很多，基本上成为了一个监制。
新京报：你感觉复出之后那段时间，他快乐吗？
陈淑芬：我感觉，他是快乐的，当时他还是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所以虽然很多报纸他都不看，但还是有人会跟他说，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别人对他的演出，对他的表现，他其实都非常在意。他的性格又是那么直率，所以给别人伤害的机会就多了。
新京报：1996年他复出，也是出道整10年了，那一年他的一些事情你还记得吗？
陈淑芬：记得啊，当时他是答应了王家卫导演拍摄《春光扎泄》嘛，之后又有一些国外的演出，所以水土不服，人瘦了好多，而且我记得有一场演唱会他还要穿一件10多斤的衣服，在台上跳舞你完全看不出任何问题，一下来，他连站都站不住了。
新京报：在您的从业历程中，除了张国荣、梅艳芳，曾经签过很多的艺人，您怎么抽出时间来照料这么多的艺人呢？
陈淑芬：在1986年我成立恒星之后，我签了很多艺人，像立智、温碧霞、沈殿霞、草蜢等等。到了1993年，我就开始减少签艺人了，因为我想做制作，想做演唱会。因为那时候我觉得香港的演唱会做的其实已经很好，但香港艺人去到国外，经常是只能在一些夜总会啊，这样的场所来演出。所以我就希望把华人的演唱会带到世界各地有华人的地方，而且我们当时的水准已经很高了，我带过的一些国外艺人到香港的演出也就是那个样子，甚至很多都不如我们的水准。去到国外一定要是在他们的top artists演出的地方。1995年，我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当时我和学友，我们10个月做了10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出的场地都是艾而顿约翰、麦当那这些歌手演出的场地。
新京报：这对艺人和你们都是很大的考验。
陈淑芬：当时我的情况都成了：早晨一起床，找洗手间。哎？怎么位置不对？已经换了一个城市，换了一个酒店自己都不记得了。忙到这种程度。当时我们整个团队是70多个人，对于政府文化交流来说可能很容易做，但我们私人公司做商业演出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新京报：现在香港似乎很难再出现张、梅那个全盛时期的景象了。
陈淑芬：是啊，现在唱片都不好作，何况演出。现在做唱片的人都不是为了做唱片而做唱片。以前没有翻版，唱片公司的营业额可以支持运营，歌手们2，3年开一次演唱会也不会有问题，但是现在出唱片都是亏本的，唱片公司都变成经理人公司了，它投资，要从其他的地方把钱赚回来，所以选歌手最好是漂亮一点儿，不太会唱也没所谓。只要把她捧红了，广告啊等等其他东西也可以赚钱。所以音乐已经无所谓了，你会不会唱无所谓，重要的是形象。现在的年轻艺人大多是这个样子。
新京报：您怀念那个时代么？
陈淑芬：怀念当然怀念，而且我现在签新人也一定要求他能唱，不能唱就算我签了也只会给他向其他方面发展，而不会给他出唱片、开演唱会。你看现在的香港演唱会，主办方都是很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投资商，都是上市公司，他们做演唱会不像我们那个时代是用心来做，他们完全是把演唱会当作生意来看，那结果当然不一样。我和这些人都很熟，有时候他们问我要不要也投些钱来玩一下，我都不会参与的，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去赚这个钱。我要做演出，基本都是自己投资，这样你的想法才能比较彻底的贯彻，演出也才会比较有品质。
新京报：您经历了香港流行音乐从无到有，也经历了它从全盛到衰落，您对全盛时期的巨星们有什么评价么？
陈淑芬：我觉得他们都很敬业。无论是不那么红的歌手还是已经很有地位的艺人，他们的专业精神是最让我佩服的。像张学友，他以前就是站在那里唱歌，根本不怎么会跳舞。但他要观众继续喜欢他，他就努力的学习舞蹈，人家1个小时跳的很好，他就7个小时的练回来。现在你看他在舞台上走来走去，那些节奏感和舞步都是很棒的。所以努力很重要。而且我和张学友合作，每次都有个目标，1995年我们要做全球巡演，我们做到了。1997年，我们要做一个音乐剧，也做得非常成功，1999年，他要做一个完全不同以往风格的个人演唱会，也做得很好。到了2002，2003年，又是另外一个风格。所以我觉得我合作过的艺人，到现在都合作的非常好的那些，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人，不断的有新的东西让观众去选择。
新京报：做了30年这么长时间娱乐圈，它给您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什么？没有厌倦过嘛？
陈淑芬：我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与1995年的学友世界巡演和1997年的雪狼湖，因为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总是在不断的新的尝试里面找到很多乐趣。厌倦就没有，我一直都很enjoy这个过程，我做得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人。我最享受的是在那些甜酸苦辣都过了之后，你再回想，那些滋味都变成甜的了。
新京报：您曾经带过的一些巨星都陆续的离我们而去了，您还会经常想起他们吗?
陈淑芬：（长时间的沉默，眼眶变红）到现在我不知怎么讲……（沉默）我认识张国荣……他，真的好像我弟弟一样……非常非常心疼……（沉默）……还是不要提了……
